余辉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（原湖北财经学院）基建财务与信用专业77级校友，毕业后留校任教。1989年从学校辞职，到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市分行工作，从基层做起。三年时间从普通科员做到支行行长，省市分行合并后2003年任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。2006年任浦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。2013年后，主要负责巡视督导工作。

    余辉说：“本来应该谈谈人生路上的不断进取。但我要跟你们讲的，是我人生路上的三次激流勇退，我觉得退的有收获，退的有状态。”

    余辉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湖北财经学院基建专业的第一批学生。那时，全国的财经类院校只有两所：湖北财经学院（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）和辽宁财经学院（现东北财经大学）。湖北财经学院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，只有法律、基建、政治、物资（计划）和会计这五个专业。其中只有基建专业开设了两个班，占了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。“我们专业一百零几个人因为上大课，所以两个班像一个班一样。在优秀校友云集的‘新三届’中，基建77级可谓是群星闪耀，我们几位最出众的校友：如现任建设银行董事长陈四清、原中信集团监事长、原中信银行行长朱小黄，原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陈彩虹，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张中华等等，都是我们同届同班同学。”

    当阅读还是一种奢侈行为的年代，知识还是一种匮乏资源。“上山下乡”的知青记忆让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倍加珍惜大学时光。在毕业季来临的时候，余辉希望继续读研。但是当时师资匮乏，组织分配余辉留校任教，并希望他坚守教学第一线。

    “当时的志向就是改造社会，建设国家。”余辉本着服从大局的考虑，同意了留校任教，暂时不考研究生。不过他也提出，他就任职至这批学生完成他们的硕士学业，学校教师后继有人。在校期间，余辉一人身兼数门课程的教学任务，是当时学校课程量最大，教学科目最多的老师之一。转眼六年，余辉的第一批学生也到了研究生的毕业季。余辉说他的执教过渡任务完成了，于是婉拒了领导的挽留，坚决要求辞职。

   为了坚持初入大学时的远大志向，余辉决定走出象牙塔，投身银行业。完成工作交接后，余辉正式结束了他七年的执教生涯。1989年夏，余辉来到了建设银行广州市支行，成为了银行体系里的一名小科员。

   从大学老师退到银行科员，放弃了教授副教授的前程，常人不敢想象的选择，余辉却义无反顾的做了。今日再回首当时的“冒险之举”。余辉说，当时血气方刚，审时度势，坚持初心，敢于抓住机遇，从头再来！

   1989年夏天，余辉从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市分行的一个普通科员开始干起，两个月晋升为主任科员，半年后成为副处级的支行副行长，两年之后，开始主持支行工作。短短三年，从科员到支行行长，余辉校友的晋升速度令人叹为观止。获得如此成就，一方面离不开余辉自身的努力，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当初选择来到银行业的正确性。

   在支行主持工作的四年，银行的存款、贷款、利润以及员工人均收入这四项重要指标有了四倍的提升。余辉一直重视对上对下的交代。关注员工人均收入这一块，这非常符合他早年的志向，不仅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也要改变周围人的命运。在余辉担任支行行长的四年，银行员工的人均月收入从1992年的800多元飙升至1996年的3200多元。

   2003年，余辉已是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的副行长。时至2006年，省建行员工25000余人，银行资产4000多亿，网点1100多个。而2006年的浦发银行广州分行是一个只有500多名员工，资产200多亿的小银行，下设的网点只有16个，甚至都达不到省建行的零头。但余辉选择了跳槽浦发银行。

   “我放弃建设银行到浦发银行来，可以得到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平台，它虽然小，但它是省级行的平台。有省级行的平台就有省级行的业务权限，还有股份制银行相对市场化的经营机制。关键是这一点。在这个业务权限下在这个体制设计中，能够发挥个人作用。而且当时作为股份制银行，它在体制结构上会更为灵活，比如说收入能高能低，员工能进能出，干部能升能降，这些在浦发银行这个平台都是可以做到的。这样你有这个机制，你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干一些事，所以才有后来的大多数指标七年乘以七，而在建设银行当时已经有那么大规模了，很难再有这么大的发展。”

   余辉在建行的办公室是在三十八楼，到了浦发这边，行长办公室在三楼。从38楼到3楼，“你看这是不是退，是不是降？”余辉笑着道。但在浦发银行任职的七年中，余辉也的确发挥出了股份制银行体制灵活的特性，在他的领导下，银行的存款、贷款、利润、客户及员工人均收入这几项指数大多数有七倍甚至九倍的发展，浦发银行在广东省的影响力也有了显著地提升。

   从建行到浦发，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去评判这个选择，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，但是余辉用时间证明了他的目光长远。这一次的以退为进，更多是因为他准确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方向。

      第三次“激流勇退”是2013年余辉主动从浦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的位置上退居二线，选择做巡视督导工作。

   余辉当了七年的银行一把手，是当时广东银行界一把手在任时间最长的。按照银监局的规定，六年是最长任期。所以到了第七年，必须要岗位交流了。当时些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之际，是可以选择去向的。余辉校友回忆道：“总行当时跟我谈话，说是可以去外省继续当行长，或者去总行当部门老总。我考虑之后就和领导说，如果领导觉得可以，我就去做巡视督导。”巡视督导是什么概念？就相当于放弃一线经营的权力和责任，退到二线。余辉那一年是五十五岁，在银行界摸爬滚打已经将近二十五年了。丰富的工作阅历对于督查工作而言是很有优势的，在发现问题时，也具有妥善的处理能力。“做督导工作，其实我是希望争取到客观的效果最好。咱不是为了要搞人，因为我在一线几十年，人家查我，那种体会很深的。现在我去查别人，重点是要有利于这个单位的发展。如果是面对年轻干部，还要有利于这个干部的成长。”也正因为余辉校友有着这样一种工作态度，之后几年的巡视督导工作也是卓有成效。

   从一线到二线，奖金降了七成，从前在一线所获得的直接经营权力也几乎为零。这一退，似乎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令人费解的。但余辉认为很值得。“主动退居二线后，我也获得了陪伴家人的时间，可以为老母亲养老送终。几十年我亏欠她太多，忙的时候，完全分不出时间来陪伴和照顾老母亲，所以最后的两年，能为老母亲送终，心理也多一点安慰。”

   余辉还提到了最重要的一条，让年轻干部成长。“我们迟早都要退休的，现在的科技发展得很快，早一点开始指导年轻干部成长，有利于银行事业的持续发展。”

   余辉在人生的三次取舍之间，不被眼前的利益所困，理性判断，尊崇本心，看似“勇退”，实为“勇进”。能做出常人不敢想的选择，能放弃万千人渴望的名与利，除了过人的胆识，更重要的是对实现自己远大志向的不懈追求。

   采访的过程中，我们也问了余辉校友一个问题，“如何定义成功，怎样才算成功的人生”。余辉觉得成功的标准多种多样，而不应该只有一个衡量的标准。只要是能够抓住人生的机遇，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，这就算成功。

   不将成功的标准划分为客观的数据，将努力拼搏的过程看作成功的重要部分，这种豁达的心态也许就是余辉可以在取舍面前坚守初心的重要原因。（通讯员  潘思雅）

余辉与广州校友寻访团成员合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