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年，李光明回湖北工作期间 

岁月如梭，韶华易逝。转眼间，我们从湖北财经学院（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）毕业已经四十多年了。回忆如同留声机上的旧唱片，将往事婉转道来。记忆在我的心头流淌，往事在我的眼前浮现，我执笔写下这些文字，算是对自己大学毕业四十多年人生经历的简要回顾。

当听到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时，我正在公社兴修农田水利的工地上。我当时心里特别兴奋，但又不敢表现出来，毕竟还当个“芝麻官”，事情多，还有好多下乡、回乡知青看着，怕影响不好。

为了参加高考，我费了一番周折。由于当时农村里正在搞农业学大寨，维修水库、新建水渠和改造鱼池，基层干部人手少，忙得很，领导说走不开，因此不同意我参加高考。

再加上没有复习资料和复习时间。自1966年文革开始，已经有十年没有举行高考了，哪里都找不到高考复习资料。我只好找中学老师，东拼西凑弄了一些旧课本对付着看。我白天在水利工地上忙，下工后就骑自行车赶回公社宿舍，挑灯夜战，看书、做习题，拼命地复习。为了争取领导的支持，我利用到黄石市郊区开会的机会，向领导诚恳诉说，但直到高考开考的日子，他们始终没有松口。可以说，我是“偷着”复习、参加高考的。

好在1977年的高考政策是“不拘一格选人才”，高考报名不需要事先征得单位领导批准，这样我才得以顺利参加高考。

高考结束后，我收到了湖北财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，直到那时我还怕生变，便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先去转了户口，再去向市郊区领导报告此事。他们知道我背着他们参加高考，而且还被录取了，很是不高兴。但最终他们还是拗不过中央政策，只得放我走了。在办妥党组织关系转移手续时，我流下了眼泪。我终于可以上大学了！这一年，我已满22周岁，这已经是现在大学生毕业的年龄了。

我家祖上几辈人都是务农的。直到解放初期，国有企业大冶钢厂在家门口建成，我叔祖父在冶钢挑码头做过搬运工，我父亲18岁就被招进冶钢当了正式工人，我妈后来也在街道办工厂里当了工人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我们家就有了“工人阶级”了。

我父母亲都没上过学，父亲认识的几百个字还是在大冶钢厂扫盲班上学的。严格地说，我是家里第一个读书人。1977年底我考上了大学，家里人别提有多高兴，村里、公社里很多人也都跟着欢喜。那时家里经济并不宽裕，但我奶奶和父母亲还是执意在家里为我办了一场像模像样的“升学宴”，不少亲戚、朋友、同事和同学来喝酒，大家欢聚一堂，推杯换盏，那个喜庆劲比娶媳妇、嫁姑娘都热闹，我还收到好多诸如《毛泽东选集》、笔记本和脸盆之类的礼品。毕竟在我们老家村子里，有了第一个大学生，在乡亲们眼里那就是“状元”，那就是一只金“凤凰”，人们能不喜庆吗？

这一辈子能上大学，我特别感谢恩公邓小平。如果不是他1977年刚复出在国务院工作就果断决定立即恢复高考，加上党中央“不拘一格选人才”的好政策，我是上不了大学的。

我还特别感谢我奶奶和我爸妈，没有他们的远见和鼎力支持，我也上不成大学。我们家人口多，奶奶和叔祖父年纪大，五个弟妹年纪又小，原本家里收入就不多。我如果继续当个公社干部，每月可以拿47.5元的工资（那时我爸月工资59元，我妈月工资才37.5元）。但我一上大学，不仅不能为家里带来收入，还要花家里钱，这一“减”一“加”，长辈们要作出决定是多么艰难啊！但我奶奶说：“我们家世代没有读书人，受穷受苦受委屈受够了。光明一定要去上大学，家里日子过紧点，没有什么了不得的，就是‘讨米要饭’也要供光明读完大学。”试想一下，没有我开明的奶奶和父母亲，即使我真是一只“金凤凰”，也不可能飞出黄石西塞那片农村天地。

2009年10月，李光明携夫人和女儿女婿回黄石看望母亲

我所在的湖北财经学院基本建设财务与信用专业是一个大班，平时集体上大课，日常分两个小班管理。基建七七级入学时有98位同学，军训时有两位同学因病转到下一年级继续学习，后来又有两位同学分别在大一和大四因违反校规被开除、劝退。

在大学，我当了四年学生干部。第一学年是担任年级党支部副书记、二班班长。班干工作对我来说是没问题的，毕竟我当过农村基层领导。但要把学生工作和学习兼顾好，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大压力。毕竟我们高小、初中阶段正值文革，经常停课闹“革命”，“学工”、“学农”，加上反“封资修”，教材被改得面目全非，老师也没有好好教书。

刚入学搞军训时，我还觉得没什么。等到转入文化课学习，我才开始感觉到学习有点吃力。我们年级英语分快、慢班，我没能进入快班。第一学年结束，有几门功课成绩达不到优良，也没评上三好学生。

我知道自己的文化课基础不扎实，干太多事务性工作，时间和精力方面吃不消。于是我多次找辅导员和系领导，请求减轻我的学生工作负担。从大二下学期开始，我就只有一个年级党支部书记职务了。学生工作少了之后，我的学习时间增加了，学习成绩自然也好了起来。大二、大三我连续两年被评为三好学生，1980年“七一”前夕，我们班党支部被评为全校优秀党支部。

基建七七级是个优秀的集体，整体素质高，有许多优秀的同学。

首先是学习成绩好。我们整个班级学习氛围都很浓厚，老师们克服困难、边教边学，可谓是呕心沥血，使尽浑身解数；同学们勤学苦思、争强好胜。清晨，学校小树林、马路边，到处是阅读、背单词的同学；晚自习时的图书馆、阅览室总是需要抢座位；课后讨论热火朝天，大家争论不休、刨根问底。我们班级毕业后，有不少同学当了大学教授、银行和企业高管、业务骨干，有的甚至成为了我国金融界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领军人物。

其次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先说体育，那时候“为共和国健康工作50年”的口号深入人心，体育锻炼在校园里蔚然成风。在学校运动场上，只要有基建七七级同学参加的比赛，那一定是人声鼎沸、热闹非凡。在学校各项体育比赛中，我们班获奖的同学很多，涌现出一批像宁志翔、胡凤英这样的运动健将，还在湖北省大学生运动会上摘得桂冠。文艺方面，虽说那时社会上的文艺娱乐比较单调，但学校组织的文艺活动可不少。我们班有不少爱好文艺的同学，大家人尽其才、自编自演，唱歌、跳舞、演话剧，在学校的舞台上尽情展示自己，欢歌笑语、其乐融融。学校农场劳动，基建七七级更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，一到抢割小麦等重活累活，农场负责人总是“惦记”着我们。当然，我们的辛勤劳动总会换得一顿丰美的午餐。

基建七七级是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。同学中有人学习跟不上，就有人主动帮扶；某个同学生活有困难，大家会出手援助；某个同学生病，同学们会争着献血、捐款捐物、轮流照护。一个班级俨然是个和谐的大家庭。

四年学习，我们有两次实习，分别去了河南、湖南和重庆等地的建设银行。实习过程中，同学们学以致用，虚心请教建行老师，认真完成实习任务，得到了实习单位的好评，为学校赢得了“最受欢迎实习学校”的美誉。

我们年级有13名党员，这是一个团结、充满活力的党支部，在基建七七级这个班集体中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。

毕业这么多年了，只要想起我们基建七七级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班同学在学校顽强拼搏、团结友爱、生龙活虎、潇洒自如的样子，一个又一个生动活泼的同学形象，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毕业后，我听中南大一位汪校长在公开场合说，七七级同学们表现之优秀，在学校历史上不敢说绝后，至少是空前的。

在做学生工作方面，我的确付出比别人多一些。但和同学们共同相处中，我自己也收获了很多。年纪大的同学成熟稳重，年纪小的同学机智灵巧，我与五湖四海的同学和睦相处、取长补短，这本身也是一种学习。

1982年元月，我们大学毕业了。我送走了大部分分配到外地工作的同学，告别了老师，告别了母校，回到了家乡黄石。除了上学时带来的行李，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充实、更有力量了，四年的学习生活，让我硕果累累，收获满满。

大学四年，我们不仅完成了一次系统性的知识学习，得益于1978年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政策，我们还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礼和升华。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，改革开放成了我们这代人骨子里的精髓。大学同学四年，也让我结识了一群可爱的兄弟姐妹。与这么多优秀的同学为伍，是我此生最好的缘分。大学四年，是我人生最骄傲的经历，非常值得！毕业四十多年，我常以自己是湖北财院（中南大）的毕业生而自豪，常以自己是基建七七级这个班集体的一员而骄傲。

1979年，李光明在校学习期间和学习小组同学合影

回到黄石后，我先是毕业分配改派到建行。1982年1月14日，我到黄石市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报到，他们拟将我分配至黄石市房产局，我以专业不对口为由没有同意。在我校1975级校友的帮助下，我找到建设银行黄石市中心支行邝锡坚行长，他表示非常希望我去建行工作。于是第二天上午，市毕办就将我改派到黄石建行了。

行里还安排专人帮我拿到了改派单，叫我下午一定要去行里报到，说是15号前报到可以发一个月的工资。黄石建行是个非常棒的单位，领导尊重知识、爱惜人才，老师傅关心、帮助年轻人，氛围很好。

我被分在行里拨贷科，负责全行拨款和贷款管理工作，半年后还给我分了宿舍。我对在建行的工作特别满意，工作特别卖劲，用心熟悉本职工作规程和要求，上手也比较快。有时我还为行里员工业务培训准备些教学资料，也协助讲讲课，跟老师傅到企业去搞调研、写调研报告，积极参加行里各项活动，与新老同事们打成一片，不到一年，我就深深爱上了黄石建行。

但不久后，我就被“强”调到黄石市委组织部。1983年1月，市委组织部有两位同志到建行找我谈话，说是要调我到市委组织部工作。我当时一点思想准备没有，婉言回绝了。后来，他们又来行里好几次，说是市委组织部已经决定了，要我过完春节就到部里报到，还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安排。行领导也努力过，但没能留住我。

1983年3月，我被“强”调到市委组织部工作。我先是在科技干部科当副科长，1984年初组织部新成立青年干部科，我又被提拔为科长（享受副县级待遇），专门负责全市党政干部和企业干部队伍第三梯队建设工作。直到接手做后备干部工作，我才知道自己是湖北省委组织部1982年度跟踪培养的25名优秀大学毕业生之一。

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两年多，为建立党政干部第三梯队，我们抽调和组织了数百人，采用各种形式，广泛接触群众，从下至上推荐，逐个深入考察、考核干部，按照上级党组织要求建立了黄石市市、县（局）两级后备干部名单，还积极配合中组部考核了在黄石工作的省部级后备干部，向省委组织部推荐黄石市市级第三梯队人选。

从事干部工作，我从老一辈组织工作者身上认真学习干部工作方法，细心品悟做干部工作应具备的特殊的品格和本领，也结识了黄石市一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，从干部选拔、培养工作中，努力去学习和完善自己。做干部工作，对我既是一种历练，也是一种提高。这个被“强”调去的单位，后来成了我永远的“娘家”，我同许多要好的同事至今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。

1984年11月，我父亲因病医治无效逝世，年仅51岁。失去父亲，对我们家而言犹如晴天霹雳，打击沉重。我、我奶奶、我妈妈及弟妹们都悲痛欲绝！从那时起，我义无反顾地扛起了“大家庭”的重担。

1985年，我又参加“救火队”赴任市商业局。黄石市商业局是一个有着两万多职工的大系统，1985年夏季因主要领导出现问题，市委紧急研究、迅速抽调包括局党委书记、局长和副局长在内几位同志接替原任。我又“不幸”被选中，1985年9月调去市商业局任党委委员、副局长，配合新的书记、局长抓稳定、抓发展、抓斗争。我在局里负责劳动人事和商业教育工作，协助局长分管市饮食服务公司、食品公司和商业技校。这又是一次毫无准备的调动，我在新的岗位、新的本职工作上尽职尽责，表现中规中矩。

1986年8月，我幸运“归队”，进入中国银行黄石分行。当时中行是外汇外贸专业银行，分支机构不多，黄石分行还负责着黄冈地区和鄂州市的中行业务。中行黄石分行是1984年初成立的，前两届班子都是两个人，一个副职主持工作、一个副职协助工作。第一届班子互不团结，不到一年就被换了。第二届班子又闹得不可开交，省分行商请市里抓紧调整行里领导班子。市里准备了几套方案，省分行最后决定选用我任行长、再配一个副行长的方案。就这样，我很幸运地于1986年8月调到中行黄石分行任行长兼党组书记。终于回归银行专业，我非常高兴，有点“如鱼得水”的感觉。

在中行黄石分行任上，我一干就是七年多。这七年多，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努力，把一个原本在全省中行系统都算棘手的分行转变为一个优秀的分行，把一个在黄石金融系统班子不团结、业务增长慢的商业银行做到了一个队伍整齐、竞争和创新能力强的行。不仅业务上去了，还培养了一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银行干部队伍，我也获得了“先进党务工作者”等荣誉。

毕业后，我在黄石市工作十一年，正值改革开放全面推进。我的岗位换了四次，四次的工作性质都不一样，每个岗位都是一种锻炼，每次都会有新的成长和进步。我由衷感恩黄石市的党组织、黄石的老领导、黄石的同事们、黄石的亲朋好友、黄石的人民。我生在黄石、长在黄石，此生能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情，十分欣慰。

1998年，李光明在广西工作期间

广西那时还比较落后，总行给我发了一年多的支援“老少边穷”地区经济补助。在中行广西分行干了四年，干起工作来我得心应手，尤其是在信贷支持广西企业发展、不良信贷资产清理整顿等方面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。

1997年9月，我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、政府领导看上了，要调我到地方，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金融企业——广西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（公司法定代表人）。在此任职期间，正值全国信托业第四次整顿，我们克服困难抓各项应收款项清收，抓非金融资产处置，大力拓展证券和正常的信托业务，还积极参与组建了南方基金管理公司等，工作可圈可点。

广西信托在全国信托业中，注册资本金多，财政投入大，尽管存在混业经营、多元化投资、管理不规范等通病，但与全国信托业同行比，问题相对轻一些。当时广东国投关闭已成定局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及广州分行的态度是想保住广西信托。可当时的广西，尽管风光秀丽，但受国家经济布局和发展规划的影响，再加上广西大多地区土地贫瘠、贫困人口多等客观条件限制，经济比较落后。比经济更落后的是高级干部的思想观念。那时的广西，好好做事不容易，把事做好更不容易。尽管广西信托曾被人戏称为自治区领导的“小金库”，但时任自治区主要领导过于保守，怕担风险，对我们提交的《广西信托投资公司整顿和发展方案》长时间不给予实质性支持，使得广西信托整顿和发展举步维艰。当时面临的问题重大且情况危急，仅凭我们公司班子和员工的努力，是于事无补的。我又是外乡人，无可奈何，便萌生了去意。

我争取调回中国银行，但未能如愿。于是我又联系到广东发展银行，广东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沟通好了，可广西主要领导就是不放人。后来我只好另觅途径，通过好心领导的帮助，于2000年下半年调到北京一家有军队背景的国有企业——中国凯利实业公司，做总裁助理，后来升任副总。

在凯利公司工作的三年间，我在融资并购、企业资产重组、金融性债务重组、新兴业务拓展等方面做了不少事。2001年上半年，我和夫人户口迁到了北京，夫人调到了建行北京铁道支行工作，家也就迁到北京了。

在凯利公司工作，工资不算低，待遇也不错，可我就是开心不起来。说是国有企业，但其实就是“军转民”，门路很广，拿业务也容易，但运作管理很不规范，只有老板说了算。我心里不怎么踏实，对前途有点迷茫，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这条道上的人。

2004年初，在一位很重要的朋友的开导、引荐下，我“下海”了，在广州一家大型民营房地产企业做起了职业经理人，但后来又因实在无法适应老板的家族式管理，我选择了离开。

也许是“水土不服”，自1993年9月离开湖北以来，我似乎就一直不怎么顺意。2004年离开体制内后，我像断了线的风筝，没了方向，一直“飘”着。

2011年，在北京大学杨教授的“诱惑”下，我只身回到湖北搞起了水污染治理等环保业务。杨教授他们有专利技术，我帮其开拓、推广市场。武汉、黄石、鄂州、随州、十堰、宜昌等地，我都跑过，有的地方还做过项目。搞实业，特别是年纪大了再去搞实业，的确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委屈。但从事自由职业也有很多好处：一是基本上可以自己说了算，不受别人指使；二是做生意总会有钱赚，除了给国家交纳税金，剔除成本还是有盈余的；三是做实业虽然累一些，但做环保业务，人很充实，不仅可以靠自己的劳动生活，也成为了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。

2005年，李光明在广东工作期间

回顾和总结大学毕业这四十多年，我有几点深切的感悟。

第一，一个人应该要有基本信仰，要守住做人做事的底线。四十多年来，我的工作岗位在变、工作区域在变，但作为一个中共党员的本色没有变，作为一个有善心、有良知的中国公民的角色没有变。我原本就是普通家庭出身，是长辈、老师和领导们淳朴的言传身教，使我明白了做人要厚道朴实、要勤奋自律、要向上向善等基本道理。正是这种朴素的理想和信仰，鼓舞、激励着我不断增长志气，总想有点出息，给长辈们争气、为国家争光。自18岁入党以来，无论是在体制内工作，还是“下海”自己打拼，我都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姿态，努力做一个听党话的党员，勤奋学习、勤勉工作，笨鸟先飞、以勤补拙；努力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，敬畏法制和规则，不将职务角色和普通人身份相混淆；守住底线，规矩做事，公私分明，不敢乱来，更不敢贪腐，做到了不忘初心，光明磊落。

第二，一个人任何时候都应该懂规矩，讲“游戏规则”，首先做好自己。四十多年里，我坚持晚睡早起，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，坚持严格律己，谨慎交友，不放纵个人的欲望，洁身自好，不抽烟、不玩牌。我平时也喝点酒，但从不酗酒。有空，我宁可独处，在家陪陪家人、看看书，做点自己喜欢的事。对于官职和权力，我原本就不怎么奢求，也不迷恋。无论环境怎么变，我都长期保持着简单、节俭、环保和有规律的生活习惯。在我调离广西时，自治区党委、政府为我安排了全面离任审计，自治区审计厅给我出具了离任审计报告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给我写了一份离任鉴定意见，客观公正，充满肯定和褒奖之词。我很珍惜，至今还保存着这份离开体制内时组织上最后的鉴定。

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无论是做职业经理人，还是自己办公司，在商言商，公平交易，生意大小和赚钱多少无所谓，但必须依法经营、依法纳税，做守法的企业公民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虽说钱没有挣到多少，但保住了健康的身体，保住了幸福的家庭，保住了个人的名声，自由自在，心安理得。

第三，一个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，要自信、自重、自强。四十多年，遇到挫折和困难是常有之事。尤其是离开体制后的这些年份，许多意想不到的挫折、委屈和困难，铺天盖地般袭来。逆境时，难免有苦恼，当然也会有失落感和挫败感。但不管遇到多大的狂风暴雨，不管遇到多深的阴谋诡计，不管遇到多冤的误解委屈，我知道自己是谁，我知道自己对于国家和家庭的责任，我自信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，自信“身正不怕影子歪”，自信坚持和奋斗的力量。我没有选择回避，没有低头屈服，我不气馁、不轻言放弃，主动去面对，迎难而上、勇于担当，设法去克服困难，去解决问题，去战胜逆境。在与挫折、委屈、困难甚至苦难的每一次斗争中，我觉得自己反而逐步坚强、沉稳、大度起来了。正是这种自信自强、不畏艰难、坚韧前行的精神，使我最终闯过了此生一道道坎，挺过了此生一道道难关。经历了风雨，才会见到彩虹。

上大学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机遇，遇上中国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，更是我们天大的福分。毕业四十多年，我们曾经努力过、奋斗过，能为国家、社会和家庭做些有益的事情，能和共和国一起成长，能有今天的成绩，我很知足。该我的，已经得到了；不该我的，此生也不会再去奢求。

四十多年的工作历程，明亮干净，坦荡踏实。感谢党和组织的培养教育，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。我庆幸自己这辈子有一个好的伴侣和一个充满爱的家庭，庆幸自己能得到这么多机会、经受这么多历练，庆幸晚年能平安地回归社会，而且回归时自己对生活还能保持着如此旺盛的激情。作为一名1977级的中国大学生、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能靠自己脚踏实地地前行，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风景，我感到无比满足和欣慰。

我们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，中国的未来会越来越好。我如今虽然老了，但却比任何时候都热爱我们为之奋斗过的伟大的祖国。人生总是要有终点的，我们也该“换频道”了，该认真考虑如何有尊严、有意义地过好晚年生活了。我真心希望能和老同学们、和亲朋好友们一起，努力保持健康的身体和愉悦的心情，怀着新的憧憬，精神饱满地投入到后半生生活中去，潇洒地去看美丽的世界，勇敢地活出我们美好的夕阳人生。

2006年10月，李光明和夫人在北京香山